传承千年历算
撰文/索穷     摄影/王郢    

     历算学家者贡嘎仁增已经年近七旬，每天还步履蹒跚地到藏医院历算研究所上班。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历算所的历本编纂，还包括免费为来自农牧区的历法学徒讲课，对来自西藏各地的客户提供历算服务，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版本不同的多种历书以便于随时翻阅、查找。他也是这些西藏畅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新的藏文历书上市了。
    2009年2月1日，街市上的行人多是“猫农闲”的乡下人。我在西藏的民营书店“古修那”看到20分钟时间一共卖出3本历书，有买主一个叫边巴次仁，来自羊卓牧区，他是和儿子一起搭伴来的。边巴次仁身上挂着一件藏式毛毯，打算出售，他手里还托着一个木制个的糌粑碗和一对老式的旧耳环，。边巴次说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马马虎虎”能看懂历书，“如果有的地方看不明白，请村上识字的人帮我看”，买历书是他年底的一项习惯性消费，“只要看到就买”，差不多等同于生活用品。另一个买是当雄的母女俩和一个九岁大的男孩，我问家里谁会看历书，老妇人指了指男孩：“他”。听到奶奶的话，拖着鼻涕的男孩点头表示肯定。对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看历书的说法我将信将疑，但也由此可推断西藏历书在民间的普及性和广泛的使用。　
　

西藏人的宇宙观和历书的“同源特征”
历书是藏民族宇宙观的一个缩影。
    贡嘎仁增说，西藏历史上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是很多的，在《郎氏家族史》记载：“五大（地、水、火、风、空）之精华形成一枚大卵，卵的外壳生成天界的白色石崖，卵中的蛋青旋转变为白海螺，卵液产生出六道有情。卵液又凝结成十八分，即十八枚卵，其中品者系色如海螺的白卵······”，它的基本原理是宇宙万物起源于“空”，后来发生变化，产生了轻而震荡的“气流”（即风）；又由轻而震荡的“气流”产生“火”，火为热性；风与火触动产生“微尘”；此微尘慢慢增大，并在“火”的作用下，冷热不均，变冷的出现湿润，由湿润产生“水”；风、火、水3种物质互相接触，微尘逐渐下降凝结为“土”。藏传时轮历的“四轮伞动说”认为：天穹像一把大伞，它被风力推动不停地右旋，即顺时针方向旋转。其中央最高处与须弥山顶相接，四周渐低，最低处与马首火山的顶端相接，高75000有旬。伞面是凹凸不平的。12宫犹如伞的12条肋骨，27宿则如镶嵌在伞面上的宝石，其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只是被伞转动右旋，每昼夜1周。这种旋转运动是极为显而易见的，三月叫做“显见行”或“风行”，这就是现代天文学上常说的“周日视运动”。
    贡嘎仁增进一步解释，“我们西藏的天文历算，就是通过对宇宙中星体的运转以及对季节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分判一岁中的年月日时，预推各种星体的位置来了解事物的善恶，帮助群众在生活中避恶扬善的一门独特的学科”，它总结了上观天文，下查地理的各种经验，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智慧结晶。
   早期的西藏历法源于古老的物候历，这从流传在西藏民间的天文谚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例如，藏族古老的谚语说：
观察禽鸟和植物是珞门法，
观察星与风雪是羌塘法，
观察日月运行是苯象法，
观察山湖牲畜是岗卓法。
    从上述的四句谚语中可以了解到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认识观测物候的——“珞、门”在西藏的东南脚下，气候温暖、湿润，能生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季雨林，农作物可以一年两三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于观察一年中禽鸟的去来和植物的生长；“羌塘”在西藏高原的北部牧区，多风雪、海拔高、空气稀薄，在空旷的牧场上夜间易于用肉眼观察各种星宿，那里的牧民善于用星光和云团掌握近期的天气变化情况,等等。藏族古代就发明了许多气象预测方法，如通过观察植物、动物、河水、星体、冰床、云的颜色和形状、风的方向等来判断气象变化；通过对狐日、鸟日、正日等期间天气状况的观察和分析，结合狮座图、乌龟图以及五星运动值等预测来年天气状况，诸如有无雪灾、冰雹、霜露、旱涝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又根据野鸭、杜鹃鸟、燕子等候鸟的季节性活动时间来安排西藏各地的早、中、晚播等农事事宜等等。这种方法至今仍然广泛使用于广大的农村牧区,在民间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贡嘎仁增介绍，以前，船夫能从船桨头摇起的水涡上寒气的大小判断天气的冷暖，牧民“冬宰”时能从牛羊血液在手腕上凝结的时间来判断气温的瞬间变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气象知识。当时的西藏历法是以日月的运行周期为基础，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各种物候为参照物，在生产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是藏历中最具有本民族成分的部分,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其动物部分中有水鸥至、燕子归、马熊产仔、食骨雕筑巢、雪猪眠毕等内容；在植物部分中有桃树花开、草子初结、草山转色、树胶放出等内容。与植物的季节相应的还有采药的季节等。在物候观测的结果上逐渐形成天文历书。
    13世纪，西藏的第一本历书问世，名为《萨迦历书》。此历书的内容包括了气候、季节变化以及各种事态善恶的日期等等，为农牧民的生活、生产和出行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且，西藏历书来自汉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文化同源的特证比较明显”，这是收藏家黄敏的看法。特别是1916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创立了医算院（即“门孜康”），颁布了以《敏林历书》为蓝本的《门孜康历书》，就再不允许敏竹林寺擅自发行自己的历书，他们每年只能制作三本历书，一本奉送给噶厦政府，一本交到拉萨门孜康，一本则自己留底，在拉萨的一些藏族人家里还能找到个别的敏林历本。西藏历书收藏者黄敏认为这是西藏历书与中国古代历书同源的一个证明：因为在中国古代“编制（历书）时分御览本和颁行本两种，孟冬之朔(农历十月初一)，钦天监将时宪书的御览本及刷印的颁行本进呈皇帝、后妃，同时将刷印本颁发各衙门。因需求量大，所以直隶、盛京、吉林、黑龙江及蒙回各旗，由钦天监颁发，其余各省自行印刷，颁发各府州县。由此分出，时宪书的御览本为正本，颁行本为其副本。而各省自行印刷颁发的可以说副本中的副本”。她还介绍说， 在古代，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官职。秦、汉朝时设太史令执掌天象历法，唐代时则设太史局，后又改名司天台，宋、元两朝时有司天监，到了明、清两代改名为钦天监，设有监正、监副等官职。许多勤政的皇帝，在岁末都将历书给朝廷大臣各送一份，以示恩泽。因为历书是皇帝所送，故此叫它做“皇历”。历文中说：“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可见古代关于历书的法律相当严厉，民间如私造历书，即有被杀头的危险。西藏历书从内容到形式，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这一点在《春牛图》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在藏医院资料室看到一本1923年的门孜康历书，上面的芒神画得跟内地水乡牛背上的牧童一模一样，图上的几龙治水几牛耕地均来自汉历，只是芒神改为藏族的形象而已。

生活中的历算学                             

“西藏人的生活处处离不开历算，我都每天看历书，它是我出门的‘拐杖’”。说话的是德庆卓噶老人。
    民俗学者德庆卓噶西藏人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历史悠久，在农村、牧区，很多人会辨识星体，并用朴素的天文知识安排一年四季的劳作时间。譬如，有一首歌谣唱道：

       姑娘的命运，

       像昂宿星星；

       升落辟天空，

无人感谢我。
    昂，二十八宿之一，它从升起方位运行到降落方位，好像将天空对辟两半，是极度夸张的修饰词，其意即妇女从早到晚不停地劳动。

但从中可以看出普通百姓对宇宙星空的了解程度。
    2009年3月15日是拉萨是城关区冲堆村一年一度的春耕节，主持仪式的副村长尼顿介绍：“今年（土牛年）的历书上分别写着卫藏地区宜于早播、中播、晚播的时间，并且建议要选一个属相是土兔年（11岁）或火土年（23）、铁鸡年（24），无分男女，父母双全、身体健康、姓名吉祥的青年为春播撒种”，他指着一个面带羞涩、身着盛装的漂亮姑娘，“她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贡嘎仁增先生说，“中国是农业国度，务农不可误了节气，错过节气播种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藏历历书在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面也起着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农业方面，它给农民提供了当年的雨水、霜露、干湿、地力肥瘦、早中晚播时间以及风、雪、雹等方面的气象预报，成为他们生活的良师益友。牧业方面，它给牧民群众提供了当年的牧草长势情况，风灾、雪灾方面的预报以及各种节气、宗教民俗节日的具体时间等，甚至还有牧民迁场时间，骡马驯化时间等方面的具体服务，深受牧民朋友的欢迎。
    然而在过去，历算科学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牧区，虽然那里的需求最大。由于历书发行有限，有文化的农民又不多，所以，藏文历书并没有走到生产生活第一线。只是偶尔敏林寺的医算喇嘛路过农村时，村里的长老会捧上哈达和供奉，向喇嘛们小心咨询“今年的‘窍藏’（意为吉祥方，藏俗所说万事如意的吉利方位）在何方？年景如何？雨水多吗？”如果得到简单的解答，就很满足，不敢有更多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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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向西向西
撰文：卢奇安  供图：东方

    在尘埃落定专事绘画之前，人们印象中东方的一项主要事迹，是他以拉萨为终点、从深圳骑摩托车一路游历而去的率意之行。其过程中，尚有近半年在四川甘孜康巴藏族地区的无目的生活。那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无视秩序、以生活为试验场的游乐专家。过去那个公路骑士的形象，与他如今归于素朴常态的外表已经有了不小距离。
    东方认为，他与他的同藏文化相关的朋友们，都受到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生命”观的影响。东方说，“当这个‘生命’不太深刻的时候，就被误解为只是人的载体容器，或者认为是欲望的无节制显现，这在佛教上是错误的，后者认为这违背了心”。在去西藏之前的生活中，东方关于“心是什么，什么叫‘用心’以及如何用”满怀困惑，他的想法是：“去西藏问”。
    不过当年，在以拉萨为终点动身上路之前，东方并未明确把西藏作为要前往与认识的主要对象，“它对于我好像是空的，抱的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他说。人们把“去西藏”当作一个远离尘嚣、实现自由生活的证据，但是对于东方来说，那里是“自由的实象”还是“自由的虚象”仍然显得扑朔迷离。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为什么要去西藏”以及去的过程，对于漫游者，过程构成了“另一个西藏”。尤利西斯的故事堪称一切漫游者故事的原型，在诗人卡瓦非斯手中，它呈现为一个变体：尤利西斯的故乡伊萨卡岛，作为旅途终点不再具有主要意义，因为无目的旅行过程中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另一个伊萨卡，诗中这样说：
    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你
    如果你发现她清贫，她并没有骗你。
    那时，你早已满是智慧和历练，
    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一个人怎么成为了这样，而不是另一个”，这是东方同我一起尝试探讨的谜。

 “无明状态”
   东方记得，当他还是少年，由于在青海“野得无法管理”，父母送他去江南上学，认为内地城市的教育环境对他有益。自此开始的扬州—青海的南北两地生活，持续到高中结束。一次假期他从扬州返回青海，在西安火车站看到一群嬉戏的少年时，顿时感到羡慕，想象那是一种自由的浪游生活。他把这种感受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说：“你这个孩子的流寇思想很严重”。
   “那时生活的变动很大”，他说，不断的地理空间转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陌生环境没有好奇。青海的藏族生活环境为东方自小熟悉，生活中不时出现藏文化的一面，比如藏族节日，以及家中也喝酥油茶、吃藏族风味的食物等。在东方看来，他很早就度过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猎奇心”阶段。他认为，人们所称的“猎奇心”，大多单是指内地观看边疆时的心态（尽管边疆对内地也有猎奇心，但影响不如前者），由于自己不断转换地理空间的生活经验，他的这一心理很早就被削弱。
   “在扬州，人们说我是青海来的；在青海，人们说我是扬州来的”，东方说，这使他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感到自己的身份模糊，这种感受持续至今。他说，他的“故乡感”是模糊的。现在，他得到了一个自我的归宿，或者说，一种自我的“果”：在北京安定的画家生活。但是却没有地理空间上的“果”，一种如同对“故乡”的认同，这之于他迄今依然是模糊的。
  “现在看来，这就是无明状态”，他说。
   东方的讲述中频繁出现佛教的术语和概念，也时常用因果观来解释自己的经历。此外，东方把自己的生活视为“十年一个周期”——整个80年代在部队的十年，以及转业后，整个90年代在深圳淘金的十年。
    在深圳的喧嚣红尘中，尽管形象上一直虬髯长发、给人强势粗犷之感，但是内心同外表相比有一个落差，东方说：“看到所有男人的脸都是沉重的，快乐的人很少。自己也不堪重负。”他的形象一如那个年代无数下海的文人，介乎于艺术家装束与商人之间。他从事过的职业，迄今还记得的有十几种，其余若干短期的都忘了。他说：“人们说起那个时期的深圳，都会说现实残酷、自我迷失等等，这看上去是套话，但是对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会知道这种迷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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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赛康
拉萨的商魂

 撰文/魏毅  摄影/朵朵

2009年3月15日这天，堪称拉萨城商业之魂的“有机体”——冲赛康，迎来了重建之前的临时搬迁。随着这一消息的迅速传播，这座其貌不扬的批发市场，以及蕴藏在这座建筑之下的所有一切，再次成为热点。

寻找
    甲日巴·洛桑朗杰是一位拉萨城市历史的研究者，冲赛康不仅有他鲜活的童年记忆，也凝聚着他对整座城市的历史关怀。在他看来，冲赛康的故事远非一座30年历史的批发市场可以涵盖，在一副呈现半个世纪前拉萨城市的手绘地图上，甲日巴指着位于八廓北街的一幢建筑，“这就是最初的冲赛康”。
    在商流熙攘的八廓街，甲日巴提及的“冲赛康”并不是一座惹人注目的建筑，院子里既无寺院遗迹，也无权贵后裔。与周围新建的藏式楼房相比，它布局陈旧、门窗狭小，同样是三层建筑，却明显矮了一截，只有屋顶厚厚的边玛草揭示它曾经不凡的身份。原来，这座冠名冲赛康的三层建筑，是清朝驻藏大臣最初的府邸，《清实录》、《卫藏通志》等史籍中提及的“通司岗”、“宠岗”，就是冲赛康在那个时代的另类音译。
    如今，挂着“拉萨古建筑保护院”标牌的冲赛康，已经成为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随着人口的增加，天井里新修了一幢楼房，将院落一分为二，我问一位正在洗衣的女孩，这个院子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夏院（意为东院）。”我追问以前是否叫冲赛康，她很肯定地强调，从她小时候起，这里就叫夏院。唯一让她不解的是，前排的老房子虽然陈旧，却“冬暖夏凉，比新修的房子舒服多了”。
    至于冲赛康得名的由来，甲日巴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赛”在藏语中既可以理解为“观赏”，也有“监督”的意思，似乎任何一种解释放到驻藏大臣的身份下都合情合理。有一天，我无意中走进冲赛康对面的一座小寺庙——弥勒殿，正在殿前工作的洛桑尼玛告诉我，这里供奉的弥勒佛叫做“冲赛强巴”。翻开甲日巴编写的《拉萨市城区历史》，书中这样介绍“冲赛强巴”——“有一段时期，八廓街杀人等不法事件屡有发生，为此在殿内供奉了一尊很大的泥塑弥勒佛像，以示监督，弥勒佛因此得名冲赛强巴。”
    暂且无法判断“冲赛康”和“冲赛强巴”孰先孰后，因为冲赛康同样诞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十八世纪前期那段人心惶惶的岁月里，宗教与世俗两种力量隔街相望，守护着八廓街，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灵魂。

商“源”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近代，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如今以冲赛康批发市场为核心的繁华商圈，在30年前仅仅是一片湿地和一块平坝。那片湿地干脆连名字也没有，就叫“色穷当热”（意为小湿地）；平坝则小有名气，叫做“冲赛康塘甸”（“塘甸”意即平坝），在甲日巴的童年记忆里，每到新年传大召期间，乃琼护法神在这块平坝上跳神，照例还要支一顶漂亮的帐篷。然而，除了正月初五短暂的热闹，这片小湿地只是八廓街孩童打发时光的嬉戏之所。
    甲日巴的眼光或许有些挑剔，在他看来，1959年以前拉萨有资格称为市场的，只有八廓街。20世纪初，乔装打扮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历经险阻抵达拉萨，当他还在为是第一位到达拉萨的日本人的殊荣沾沾自喜时，却惊奇的发现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售卖着来自他家乡的火柴。
    在描述拉萨的城市史时，通常的说法是“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作为藏传佛教的中心，这样的表述虽然接近事实，却忽视了商业的力量。事实上，“城市”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城”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一户朝圣的家庭千里迢迢来到大昭寺，当他们沿着八廓街虔诚祈祷的时候，很难不被这充斥五颜六色商品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当下的版本则是：更多的朝圣者选择从冲赛康巷结束转经，因为那里连接着一座新兴的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人和朝圣者曾经是维持拉萨活力的两种基本力量。他们都拥有信念、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格萨尔王传》中有条谚语：“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意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到了20世纪初期，“牦牛们”的脚步显然不止于汉地，八廓街不仅属于藏商，也属于京商、川商、滇商，还有尼泊尔商人、印度商人和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人们在八廓街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稀奇货——苏杭丝绸、川滇砖茶、景德镇瓷器、法国香水、瑞士手表、英国自行车、德国相机、美国汽油等等，俨然一个“小国际化市场”。
    商人有着最灵敏的嗅觉，可以感知微小的、却富含深意的社会变化。河口慧海还在纳闷家乡的火柴是如何先于他进藏，商人们已经得出结论——“雪域净土”也要食人间烟火，在市场和资本前它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事实上，当位于八廓东街的邦达仓大院在拉萨如日中天的时候，康巴商户邦达仓雄厚的商业资本让他们在西藏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拉萨“汉正街”
   1966年底，扎西次仁回到拉萨，相比10年前离开的时候，他发现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盖的房子，宽阔的马路，连路旁整齐的树木也让他惊奇，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有那种热闹的中心市场”，“堆满各种物品的摊子看不见了，卖东西的叫喊声以及顾客们的笑声和那种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商品品种单一的国营商店。
   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人们压抑着对“物”的欲望。1978年，国家出台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两年以后，拉萨市工商局为110户复商的个体商贩办理了营业执照，这些尚带几分疑惑的个体户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拉萨市场最早的弄潮儿，其中一些人很快成为街头巷尾和茶馆里人们热议的焦点。整个80年代，伴随宗教意识的复苏，商业意识也在这座有着深厚经商传统的城市里滋生萌芽。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到1990年底，拉萨市区的集体、个体商户达3370家，从业人员3862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怀揣“淘金梦”进藏的内地商户，他们在内地大多具备一定的经商经验，身处异乡，更加勤勉致力。曾经的小湿地很快被内地商户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白色的铁皮房。
    如何满足和规范这些日渐增多的商贩们对经营场所的需求？拉萨市工商局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经过细致的调研分析，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在西藏前所未有的方式应对——修建批发市场。1991年，投资450万元、建设占地6612平方米的冲赛康批发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这座当时西藏最大的一座综合市场，分上、下两层，可容纳1500个摊位。市场内还设有银行、邮电、工商、税务、治安等比较完整的服务管理系统。
  “批发市场”是上世纪80年代炙手可热的新词汇，曾参与决策的拉萨市工商局一位官员坦言，当年正是看到了批发市场在内地的红火，才决定在拉萨复制这一模式。他介绍说，批发市场建成后，共收拢安置了散落在几条街道上的1400多个小商贩，“收编”的时候部分商户并不热心，有些本地商人还有一些抵触情绪。最早一批“进场”的商户大多来自四川和湖北，在这两个省的省会，“荷花池批发市场”和“汉正街批发市场”早已闻名遐迩，来自那里的“淘金者”自然更能领会批发市场模式背后的机会。
    年过七旬的夏帮华在冲赛康批发市场拥有两个铺位，一个租给别人，一个自己经营。谈起自己的创业史，老夏感慨万千。1991年，他带着儿子，揣着借来的三千元现金离开了老家湖北孝感，等他们颠簸了十几天到达拉萨的时候，冲赛康批发市场的铺面已经被哄抢一空。父子俩在市场外租了一个露天商铺，经营钱包、发卡之类的小百货，日子艰辛，却充满希望。1998年，父子俩用积攒的两万块钱在批发市场里买了一个铺位，正式“进场”，成为冲赛康的一员，很快，他们又有了第二个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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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支边青年：
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
撰文：王炜   图片：戴彤、袁大受、白秀英、叶农

    我们的采访对象袁大受、叶农、白秀英等人为代表的人群，准确的名称是“西藏的北京支边青年”，简称为“北京支青”，并非我们事先习惯所认为的“下乡知识青年”。
人们印象中的“进藏”与“援藏”两个词语似乎没有区别。袁大受先生认为，他所属于的“进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进藏工作的生产与社会建设者）为精神基础的，人们秉承的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观念。用袁大受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择是“不需要国家许诺、没有个人前途的设计、也不是制度化规定”的，是一种从原有生活环境“连根拔起”的自动选择，其明显标志是迁移户口——在那个年代，迁移户口意味着一种无退路的决绝。而“援藏”的概念则产生自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所以在袁大受看来：“援藏”是另一个时期的概念与行为。他自豪的认为，如果要作出一种分代，“进藏一代”是与“十八军”处在同一个时段、是同一种观念和情感时期，虽然相对于后者，前者是晚辈；而“十八军”的坚忍精神与功勋至今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来，西藏支边青年的故事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遥远和陌生。记忆千头万绪，这篇幅有限的叙述极难承载其多层的内涵。我们只能通过勾勒其中几位，向那个时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们的经历与记忆，是理解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建设发展进程的一种路径。

                  1987年，袁大受在拉萨藏族同事家度藏历年。

袁大受篇
     我们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从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西藏北京支边青年聚会“召集人”。对此，袁大受本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过一次大的聚会，起因是当年的老指导员来京看望众人。“大聚会组织起来比较麻烦，费用也是问题”，他说，此外，大聚会的环境嘈杂，人们很难做深入的交谈，“现在都上年纪了，这样的热闹有点吃不消。”
1965年9月15日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去西藏支边”。当时他正情绪波动，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
当年去西藏的动机，其一，固然被当时的主流宣传话语（“经风雨，见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励。其二，对于没有考上大学，心理上觉得不能接受，“说白了，当时只是很冲动的想离开北京”，袁大受回忆说。他先是报名去北大荒没去成，又打听到支边新疆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同时，自己已经被分配到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心里憋了一股劲”，他说。他记得，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对他的情况很重视，当即安排他去统计局取回档案，并陪着他等消息到晚上8点半。当得到批准进藏的答复，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学校去告诉一位值班老师，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点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当时全国的第一批西藏支边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当时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动去询问并积极参加，袁大受记得，当时社会宣传力度使大家“真的兴奋起来了”，年轻人们为能够去遥远的高原、去自己建设一种新的生活而激动不已。当时，包括袁大受在内的约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西藏，没有一人是“组织安排的”。队伍出发前不到48小时，袁大受才得到出发的通知。9月17日，这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便集结出发。袁大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边青年队伍共117人，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是 92名，初中生为多。第2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队伍从青藏线乘汽车进藏。在路上，袁大受向指导员询问西藏的生活情况时，指导员说“很苦”，并且问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袁大受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帐篷，反正去了就是离开现代社会繁华生活了”，指导员笑着说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记得，在路上指导员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当汽车明显在爬高时，指导员一改沉默，开始不断嘱咐人们说“别唱歌、注意休息”，同时开始讲说西藏的各种奇闻趣事。在越过崇山峻岭之后，袁大受觉得身体出奇的疲软，指导员也显得眼窝深陷、形容憔悴。指导员向大家宣布：刚才已经过了唐古拉山口。队伍到达拉萨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阳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墙极为刺眼。“说不出来是艰苦、还是环境简单，反正与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们总觉得这里够艰苦，却没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艰苦”，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到达西藏后，人们立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编制体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农场。
在澎波农场，年轻人们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寺庙中，当时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袁大受对这段生活的记忆，主要是人们被环境激发出来的学习适应能力，比如，战友容铁的藏语能力飞速进展到在集体读报时，能带领多人一起在藏、汉语之间转换翻译。与之旗鼓相当的是另一位战友王贻海，后者把两首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藏文，以后被人们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农场的生活为期不长，很快，文革开始，袁大受被调往林芝以东一个地处波密地区的易贡农垦团一连，一待就是16年。虽然和家里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支边青年们普遍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提不好的东西，只说好的东西，怕影响家人，自己只说怎么得到了锻炼”，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是处在西藏深处的、什么样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这里，霍麻会长进被子”，袁大受回忆。在开荒初期，“没屋子住，人们睡在森林里，头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层，雨下得越来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围挖排水沟”，后来用刀劈的木板（也称鱼鳞板或瓦板）搭起简易房子，鱼鳞板被雨水淋湿后，到冬天木板就变形，张开很大的裂口，于是人们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内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风，“最困难的时候盐也没了”。但是袁大受认为“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他在那个时代感到的政治压力，在这里，被与当地人的淳朴相处的生活缓解了。
    1969年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临，袁大受得到一个在连队小学做老师的机会，他带着学生制作简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毡做黑板。“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技能，是硬着头皮做，谁规定山沟里的学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场部学校中成立了一个图书室，并开设阅读课，自己制作借书证，并为图书分类编号，这在当时全区农村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自此，从用油毛毡做黑板开始，到1985由自己组织全区农垦教育工作会议，袁大受经历了跨越16年的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时值北京支边青年进藏30年、也是自治区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活动。他当年所在的农场已经很颓败了，学校在山水之间却显得尤其鲜亮。由他建立的图书室还依然在以他当年的方式在运行，他设计的书架还在使用，刚刚刷上了新漆。校长与场党办主任都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西藏基层的教育工作生涯，是袁大受觉得最感荣耀的，总算是“做了点事”，他说。“在西藏的二十多年，没有感受到在北京时的歧视”，他认为，自己“被认同、起作用、被重视的人生价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还看到，当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当地藏族人称为“袁薪”，汉语意为“袁老师林”。

                当时的西藏军区生产部首长与北京知青第2批25人合影。

袁大受札记一则：往日
   我们是乘坐的西藏军区特别调派来的四辆军用大客车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复杂而又好奇，又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惶惑。几天后终于有人头痛欲裂，多数人昏昏沉沉，15岁的容铁在说梦话“妈，我没事”，却没人笑。在西藏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灵肉争斗、统一，人们以苦为荣耀，一次次地战胜自我，塑造着自我，直到现在。
   1969年我在连队里当老师，教着四、五年级12名学生的复式班。一天，连里鸡场的阿加卓玛哭着找连长，“鸡，拉肚子，死多多有”。连长焦急，几百支鸡闹鸡瘟，每天都死十几只，要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但是兽医已经调去了远离120公里的团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车。也是病急乱投医，连长找到我说“你去兽医室找点药，反正是个死。”我翻着满架子的药盒，查看说明书，最后选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鸡瘟，只认准了治拉肚子，按照说明又找到土霉素的专用溶媒，向卫生员借了支注射器就干开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房门被敲得山响。本来提心吊胆的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阿加卓玛满脸喜悦，急不择言地喊着：“格啦（老师），没有死！今天接着打！” 这样，我当了一次兽医。
                  上世纪60年代，西藏本地知青下乡时，在布达拉宫前欢送的场景。 摄影/罗伟

    1978年12月30日，我们一行30人从拉萨返回易贡过年。途径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顶时，车出故障瘫痪了，直到天黑也没修好，来往汽车也没有了。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当了山大王。天冷风大，皮大衣像纸糊一般不顶事。我们步行十几公里，退到一个公路道班。道班只有两三家七八个工人，修车不行，容我们30多个人避风更不可能。主人非常热情，把他们越冬的柴禾供我们取暖。可是高山反应，烧火缺氧，一个个心慌头痛。大家想，跺脚自暖吧，谁知运动量一大，两眼发黑脚发软，一个个便瘫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锅，烧水为我们削面块，当一碗只放了油盐和菜叶的面疙瘩汤捧在手中，我好象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回北京后，几个同学聚餐翠华楼，在温暖的店堂酒过三巡之后，我讲起了这些事，禁不住感叹“什么是幸福，对比才知道”，大家一齐举杯说，“好，就为大家各自的‘对比’——干杯！”。

戴彤、胡希娜篇
    即使过了几十年，戴彤感到，人们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从那时候就停顿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经与西藏支边青年相系为一体，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他说。人们始终把当时是军人的他视为支边青年的亲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员，这种关系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戴彤现在已经退休，和老伴居住在北京，健身、写作、旅游、摄影是他今后的“工作”。

   戴彤作为西藏支边青年生活的见证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联络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为聚会召集人一样。听着戴彤、胡希娜夫妇对话、争论、彼此对记忆中事件的核对，给人的感受是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1965年，《西藏日报》报道首批支边青年进藏。戴彤戏称，当时他与支边青年交往的“动机不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支边青年们带来了知识气息，对此他不仅怀有认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还希望娶一位知识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带着这一目的，他回忆，当时“就有意识去接触支边青年群体”，而对方也希望进行交流，而戴彤打过仗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走到哪，身边都有一帮知青”。
                    上世纪60年代的支青农田劳动现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伯斯在林周考察。（右方椅子上坐者）
                  排演宣传剧，右二拉大提琴者为戴彤。

    戴彤早年从乐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到生产部工作，被单独选出留下来在汽车队工作，其他复员的老兵则全去了易贡。在汽车队从事调度工作的他，要负责安排车辆运送支边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认识了不少支边青年，并发展为在这一群体的人缘极广。除了在汽车队的工作，戴彤还活跃于当时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也是当时的支边青年们宣泄热情与展示艺术才能的普遍途径。
    戴彤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曾毕业是西南师大，对戴彤一生影响深远。爱好广泛的戴彤很早就开始摄影活动，曾经与后来被公认为摄影名家的陈宗烈一起，拍照记录那个时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画面。对于当时戴彤的摄影爱好，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来信，建议他要有意识记录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的远见。如今，戴彤的无数黑白照片为人们保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珍贵场景。通过各种文艺活动，戴彤与年龄相近的支边青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西郊，由于集中了农具厂、皮革厂、汽车大队队部及2队和3队、八一农场等单位，成为支边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拉萨的第一批外来社会群体的聚居地。
    胡希娜同样是自己主动报名前往西藏，当时在她还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种新奇感。本来她已经考上中专，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入学。带着类似当时的袁大受一样的心情，她选择去西藏。当时，胡希娜的父母都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父亲胡曙是一位记者。到达西藏后，胡希娜先是去澎波农场，与袁大受在同一个连队，然后又调入拉萨农具厂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写的宣传剧《收租院》时，需要一名敲扬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当时在农具厂工作的胡希娜，两人通过工作逐渐熟悉，开始交往。与胡希娜的恋爱与结婚，更标志着他和知青已经成为一体。他们于1970年春节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个儿子。
    文革中，戴彤夫妇又被下调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机会调回拉萨农垦厅工作。当时林周农场宣布解散的时刻来临时，当时对于大部分已不年轻的支边青年来说，是一个机会，人们开始大批内调。但是戴彤夫妇没有进入到内调的行列，因为如果内调，女方要随男方，这样一来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贯地四川，而胡希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继续留在了拉萨。戴彤认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农垦厅，于1985年的解散，标志着以农垦事业为载体的西藏支边青年时代的结束。
    戴彤认为，西藏农垦的历史，是现代西藏史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胡希娜觉得，这一切好象已经被人淡忘了。“忽略农垦的历史，那一代人命运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楚”，戴彤说：“支边青年与农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至今，戴彤回忆起那个时代西藏农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对时代的主要记忆，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发动群众为主要方法的集体劳动形式，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历史上都是独特的一幕。“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时全国都流行这样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形式”，抛开时代和政治色彩，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人在严酷环境中的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今戴彤还为此感触，他认为，这在年轻一代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而自己这一代人也像落叶般消逝之后，那样的场景和历史将只能通过一种文献的、间接的方式为人们所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

                  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劳动结束后返回途中的知青。

                  年轻时的戴彤（左）。

                  一位支边青年的工作岗位。

                  学习“毛选”的先进农民。

                       当时的女子先进生产工作队：“铁姑娘排”。
                  陈永贵（前排中戴白色头巾者）视察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戴彤自叙：西藏知青与农垦
    据我所知，从内地成批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的人员（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进藏支边的绝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和大中专毕业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社会青年和中小学生进藏工作，他们大都是1958年前后西藏化工厂（注1）从四川、山东、河南等地招工到藏北的工人，如果这批人可以算进藏支边青年的话，那应该是最早的了。此后，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内地各省（市）陆续又有部分支边青年进藏支边，此外，还有西藏当地学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
    名为西藏军区生产部的部队是1952年建立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未修通之前，进藏军队的主副食供应问题。我到这支生产建设部队时，整个西藏境内已经先后建成了16个农场，整个系统职工总人数最多时曾达4.3万余人。其中，藏汉比例在1960年是66.03%（藏）比33.7%（汉）；到1984年，藏族占95.66%，增加了29.63%；汉族比例则下降至4.34%，藏族在西藏农垦系统中占绝大多数。
    1965年9月，首批117名北京支边青年来到西藏高原，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胡西娜。我与妻子胡西娜是在她进藏一年多后认识并相爱的。当时我在生产部直属汽车大队担任调度员，因为与农具厂联合排演话剧《收租院》认识并交往，四年后结为夫妻。
    1966年9月，来自河南新乡、郑州、洛阳、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和来自山东青岛、崂山等地的1800多名城镇青年也来到西藏，投入开发边疆、建设西藏的行列之中。当时的西藏农垦队伍结构非常简单，除了老兵就是他们的家属和一部分藏族农民。而城镇知识青年具有一种崭新的风貌，他们的到来似乎将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们，成为西藏农垦事业工作者的主要构成。
                上世纪60年代的林周田野。

    在无数支边青年中，1977年5月，一队15名北京学生组成知青小分队支边进藏。他们是：叶农、肖锋、杜德平、刘志斌、王政、陈佳伟、肖刚、白秀英、吴小梅、阳平燕、力虹、张卫、王晨（另有两名女生，一个报了名却未成行，一个走到格尔木因高原反应返回北京）等，来到西藏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师报道，他们表示不愿留在拉萨或师机关直属单位，不保留城市户口，坚决到条件最艰苦的农牧生产第一线锻炼成长，要当真正成为和藏族群众一样的新西藏新一代农牧民。这批青年，很快便被分配到隶属生产建设师的澎波农场和林周农场各生产队，同藏族工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
   三年后，大批汉族职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内调。1977年进藏支边的这批北京支青，同属于内调的范围，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先后离开这片高原土地。唯有曾经担任北京支青小分队队长的叶农，因较早调离农垦系统到自治区歌舞团工作，故至今仍留在拉萨。
    西藏的冬小麦种植是从澎波农场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农场首先从自治区农科所引进冬小麦“肥麦”，进行高原冬麦试种研究。在小面积试种和扩大种植并进行生产示范的过程中，总结了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地区冬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耕作技术，逐步掌握了高原冬小麦的丰产栽培措施。1972年开始，在系统内大面积推广并获好收成。1972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西藏生产建设部队认真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在高寒地区夺得小麦大面积丰收”的报道。
    农垦的绵羊改良居全区之首，酥油单产10至12公斤，高于全区6至7.5公斤的水平。”这就是说627万公斤奶，至少可以生产出7万公斤酥油，以当时的市场价计算，仅肉食和酥油两项就创造了五千多万元产值。
   “大寨精神”使得林周农场把场部建成了“延安窑洞”式的干打垒建筑群（四栋40孔）。1975年，场部机关从原来的铁皮房、土坯房中搬进了新窑洞。宣传队则从一座原属林周宗（宗，藏语县）的破旧寺庙，搬进了机关干部腾出的铁皮房中。我曾为演出前的宣传队员们拍过一张造型照片。我记得，当时孩子们穿着演出服围坐在窑洞前看《雷锋叔叔的故事》。手里拿书的姑娘叫小卓玛，当时15岁；她左边的小女孩儿叫小巴桑，当时9岁；右边的小男孩叫杰波，当时13岁；后边的男孩叫格桑朗杰，当时16岁。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要是他们见到这些照片该是何等感慨！
    西藏农垦从1952年组建军区生产部成立八一农场开始，这支队伍1970年以前被称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1970年底改为军区生产建设师，实行地方、军队双重领导；1977年初，军区生产建设师移交地方，改名为自治区农垦局；1980年又改名为西藏自治区农垦厅。直到1985年自治区农垦厅解散止，先后经历了34年。

                1999年，白秀英返回林周，村民认出她后拉着她的手激动不已。
白秀英篇
    1999年，白秀英重回林周插队生活的故地，她只告知了有限的几个当地熟人，但令她意外的是，藏族老乡们却知道了她要回去，在她的必经之路上等了3天。
   “那段时间每天梦见林周，感觉像是一种召唤，就感到一定要回去一趟”，白秀英说。她到达林周后立即前往当年插队的阿妈家，十年没见，进门时阿妈正处在弥留的昏状态中，已经几天未醒。白秀英出声一叫，阿妈立刻就醒了，并且当即叫出了她的名字，就像在等她一样。70年代在阿妈家居住时，每晚临睡前阿妈都要来亲亲年轻的白秀英，就像亲自己的女儿一样。白秀英看到醒来的阿妈，心知阿妈将不久于人世，于是问阿妈有什么要求，但是后者只说：“亲亲我”。白秀英记得当时，从嘴唇的接触，她感到“阿妈衰老的脸已经残破了”。
在她结束此行、离开西藏回北京前，阿妈便去世了。
    1977年5月，包括白秀英、叶农在内的12名高中生，以非正式编制的方式来到西藏，直接到林周插队生活。同样，他们也作好了“不需要国家许诺、不保留城市户口，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准备。毕业于北京156中学白秀英，是申请了两年才获批准，“一看地图哪里最艰苦，就是西藏，全国哪里都有知青了，就是西藏还没有”，她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说。同时，在当时的她看来，“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被当地人接受的前提，也是产生自然情感的前提”。作为一名女性，她同她的女战友们一起还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回不来”。白秀英认为当时的这种心理准备，更容易因为是女性而有一种绝对性。
   “刚到西藏，觉得比想象的好多了”，当时白秀英对西藏的了解，也同很多人一样来自文艺作品中农奴苦难生活的画面。“我们当时看的都是黑白的关于农奴苦难生活的宣传照片，但是一到西藏，蓝天、白云、大太阳，色彩的丰富，在视觉上是个冲击”。到西藏一年之后，全国开始恢复高考。“但是不能走，好不容易刚熟悉这里了”，白秀英等人的选择是继续留下。
   在白秀英的讲述中，她把自己生活过的村子称为“部落”。白秀英插队时所在的阿妈家，曾经是农奴主的房子，民主改革后分配到曾经是农奴的阿妈手中。在插队劳动的生活中，白秀英曾经因为肝炎昏迷3天，当时正好遇上湖北医疗队，否则“就死在西藏”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受到藏族百姓的照顾。
   “当时不是我们去感动他们，更多的是我们被他们感动”，白秀英说。她切身感到，西藏生活对于她，确实发生了一种“再教育”的作用，这在她的以后人生中是一个财富。“我们遇到苦难，第一个意识是要自己克服，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和同年龄藏族女孩子的比较，她们比我们更艰苦”。尽管人们生活艰苦，当时，白秀英对藏族人民的主要印象是“他们很善于快乐，会不停的笑”。藏族人民善于把艰苦劳动游戏化的才能也令她印象深刻，人们“不会直接干完一件重活，而是游戏化”。贫穷艰辛就这样同游戏结合在一起，至今，白秀英仍然希望那个画面没有变化，但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是真没变，你会更难过”。
  “那时候觉得所有的知识都能用上，语文、农业、医学。你觉得你很有用”，这种生活使白秀英回到内地社会后，有一段时间很感到失落，“北京这样的城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被淹没”，而在西藏，自己是明确地被人们需要。一个人可以明确地对他人有用，被认可和需要的感受，白秀英认为这是她在西藏获得的。西藏给了她一种“有所作为感，而这是最美好的人和一个环境的关系”。
   “他们给你的太多。有时，他给你的食物，你可能觉得很少，但是他自己还饿着”，她回忆，藏族人民的给予是在一无所有中的真诚给予。这一对藏族人民的记忆，使白秀英对西藏生活充满感恩之情。至今，她希望还能有一种与社会产生联系、有用和被认可的感觉，并带着这种精神需要从事“贝克兰托”自行车租赁行业已经3年。每年，她还会收到当年藏族学生的明信片。

                在同一地点，知青时代与1999年的白秀英。

白秀英1978年2月27日日记摘录
   今天是我二十周岁的生日，不想是在医院度过的。
   我长大了吗？是的。上小学时我就不把自己当孩子了，干什么都想争第一，总像大人一样学习、帮助同学、家访、开会……今天真正长大成人了，不知为什么又留恋起了孩子时代的纯真。
    自己进藏快一年了，在与藏族人民同生活同劳动中，我和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我爱我们的林周，爱藏族人民，更爱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不论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乐于去做。只要别再这么在医院躺着，什么都行。村政委来医院，我同他谈了我要回队里去的想法。他说，“你们几个都不能再回去继续劳动了，你们已经体会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现在该是把你们的知识奉献出来的时候了”。他想让我们去新建的学校担任老师，为在西藏传播知识，为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新藏族青年而工作。我掌握了一点藏语，也愿意为藏族人民的后代服务。没有文化，一个民族是不能前进的。这个任务我能胜任吗？在黑板上写字可不能用左手……
（注：白秀英一直是用左手写字）

                                当年的支青叶农，青春飒爽。
叶农篇
   同样，叶农也是自愿要求到西藏的。当时他并不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只知道“条件是最艰苦的，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对西藏的了解也仅限于两个认识：一是电影《农奴》的画面，二是“昆仑山是不长草的地方”，尽管昆仑山并不在西藏，但正好说明在他当时年轻的知识中对边疆的概念。
    叶农1977年进藏，是西藏最后一批知青。那一年共有10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林周农场，另有10位上海知青和3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澎波农场。林周农场较之澎波农场海拔高，条件也略为艰苦。叶农有一本日记，其实是家信，由他的父亲保留下来，开始写信很频繁，后来忙起来就少了。叶农说，记日记在知青中并非普遍，虽然同为北京的高中生，但是文化水平差别很大。
    西藏带给叶农的丰富性中有令人唏嘘的记忆：他的第一任夫人田文，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在卫生部，后主动要求进藏工作，于1987年通麦大塌方遇难。叶农与他的第二任夫人在拉萨认识。因为可以享受知青政策，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而他与妻子的户口仍在拉萨。
    到西藏之前，叶农在北京学了一年藏文，老师是青海藏族，教给他的是安多藏语，于是他被分配到林周农场后基本用不上，要从头学习语言。再后来，他从农场到拉萨工作，学的藏语就差不多全丢了，因为又同拉萨话相去甚远。
    第二年（1978年），农场通知：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叶农觉得“既然来了，就好好干”，于是从没想过通过高考离开这里。但是劳动“太苦了，实在太苦了”，他说。西藏的收割时间很长，从8月延续到11月。那时，人们用脱粒机连夜干活，在夜色里，人的汗水蒸发出腾腾热气，人群的蒸气在逆光下的景象，让叶农永生难忘。“麦田里尘土飞扬，痰都吐不出来”，他回忆，“最盼望的就是启明星升起，天亮了可以收工睡一会”。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对这一切心甘情愿。
    纯粹干农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他同戴彤认识后，就跟着后者做文艺宣传，半天种地、半天排戏。如今，叶农在他一篇博克文章里，就回忆过当时同当地孩子们一起排练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藏族人民的乐观精神也使远离城市的支边青年们没有失去过快乐，人们在劳动中似乎永远是乐观的，“一天到晚唱歌”。
    叶农是他那一批支边青年中惟一留在西藏生活的人，二十年后他在与当地百姓的接触中，感到人际关系变化了很多，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人们的辛苦劳动过去是为了集体，现在更多是为自己。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同袁大受、白秀英等人相近——也许经受的是同一种时代锤炼的缘故——叶农觉得知青经历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朴素的来说，是对待生活的平和乐观，追求诚实自然的态度。
                作为当年唯一留在拉萨生活的支青，叶农逐渐把用镜头记录西藏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与情怀。

    如今，52岁的叶农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副团长。当我们在话剧团院子里见到他时，由于供水管道发生故障爆裂，院里的树木挂满晶莹透亮的冰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取景拍照，显然被这一意外的景观吸引。他一面继续拍照，并指挥我们，站到冰凌前映出身影，作为他照片里的背景。他说，“我这辈子是给西藏了。不要过分渲染知青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强调西藏对我们的塑造。”有的情感可以不去表达，但是它已化作一种如同沉寂的土壤一样的存在，引领人们敬畏那些无名而又丰富的生命。

叶农1977年12月14日家书节选
   “……该写写现在了，你们知道我这信纸上为什么落上这么多土吗？告诉你们吧，我们现在正跟着脱粒机东进，打游击，住工棚，我们现在是一支青年突击队，五分队一共有二十来人，只有三个男的，这也算是西藏的一大怪，男的很少。这些青年人我们原来在分队里根本没见过面，他们战斗在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只是在收割和脱粒时才回来，平时分队里一千多亩地只由十几个孩子妈妈管着，我们和他们一起总觉得有劲使不上。这回可能放啦，住在一个帐篷里，喝一个壶里的茶。这里是以分队为单位住宿，各分队之间倒要用粘布隔开。本分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当然少不了开些玩笑，年轻人嘛！队长藏话很好，风趣地对他她们说：“啊麻巴逮啊”（给你们两个小丈夫）。她们总是笑个没完，看到我们睡觉穿着衣服也要起哄，她们是没有穿衣服睡觉得习惯的，尽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简直是露天的，早晨起来被子上是一层冰霜，杯子里的盐茶冻成冰坨，一碗糌粑没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动了，只好冲图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钻出被窝必须咬紧牙关，以运动员的动作穿衣，不然就冻木了，怎么样，够艰苦的吧，可我们根本不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热的，何况现在不用担心麦垛发热，脱粒已由突击阶段转入持久阶段，我们是两班倒，大家都有觉睡了，多幸福啊！苦从何来？如果不是二班倒，今年也就没有给你们写信的时间了。
                西藏第一支电声乐队，叶农是鼓手.

                1981年叶农和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田文（已故）在北京西山。

    这里好像谈不到什么男女界线，我一想到学生时代不尽要发笑了。我现在更加讨厌城市小市民那种造作。不过我的城市味也很浓，比如夜间脱粒机一坏，我们简直就要冻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挤在脱粒机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我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还脸红，这难道说我是文明的吗？呸！这种文明我宁愿把它丢得远远的。不过这下子可难办了，已经不下十个人问过我“西藏阿加亚布都盖？（意为：西藏姑娘好吗？）”。是否要在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没有老婆？我的藏话水平没有高级到能圆满回答，只能说在北京没有，西藏也不找。这回可成了骄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没办法。谁让“我一辈子不结婚”这句话的藏语没学会呢！我始终把友谊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没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脱离集体，脱离大家的怪人了。
    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他（她）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两三件价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时候就穿两件，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我们林周人的样子准确地展现在你们面前。算了，我不画了，简直是讽刺。据我观察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内地农村，调整工资以后每人大约能拿到三十到三十五元月薪，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好几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们的游牧生活非常规律，每年都要经过林周，耗牛把我们林周的山铺得黑压压的，他们从藏北盐湖带来大量的盐巴，然后从我们这里换青稞回去。顺便还私人卖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类、不过价格高得能把人吓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简直比澳大利亚的黄油罐头还值钱，一张羊皮七元钱，我们根本没法和这些钱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则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没奶，他们就拼命买酥油，价格涨到六块、七块、十块都有人买，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们放心了吧？
    我这封信是否可以打开家里的沉闷空气？振作起来吧！把《快乐的人们》这张唱片多听几遍吧！
                                                                           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

一座山峰的攀登史
撰文/麦子
摄影/耳朵

    珠穆朗玛峰88年的攀登史中，中国的份量何在？位于西藏登山学校内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用几百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近百件珍贵的文物非常直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她的全部。在博物馆发起人，西藏登山队现任队长尼玛次仁看来，中国登山运动需要文化来长久地推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可走得不快。中国拥有巨量雪峰资源及大批优秀的登山人才，但在亚洲，公认的登山大国则是尼泊尔和日本。“这与中国在世界登山运动中的地位很不相称。”尼玛次仁说，现代登山运动在我国已经走过了政治象征和民间跨国合作阶段，现正进入真正的产业化时代。我们为此制订了大的登山战略，而这座博物馆，只是其中的一小单元。

    从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登山文化在中国的“不足”。在尼泊尔，有关珠峰的图书及影像制品等，少说也有上百种，而且在同类主题博物馆中尼泊尔的级别也很高。在日本，登山是一项普及程度很高的运动。单说我国的“山文化”，尼玛次仁的助手赵一冰说其实大可挖掘，“很悠久，很深厚”，他甚至上溯到了《山海经》。但如何将山文化与登山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探险、竞技、健身等不同范畴，既全面推广登山文化，培养登山人群，又更好地以登山运动产业化发展模式，加大对山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才是我国这项运动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
    他说：“每座山峰都应该有一部专属于她的历史。”

 
袁克忠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将人生最重要的时光献给西藏的摄影老兵

撰文/黄建鹏   摄影/袁克忠

    在《中国摄影史》1937至1949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人物的名字多次出现，他就是——袁克忠。袁克忠是一手拿相机一手拿长枪，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战士，多次在战斗拍摄中负伤。他的代表作，拍摄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夜攻单县》，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中的经典名作。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忠仍然继续用相机战斗。因为组织需要，他八次进藏，累计在西藏工作时间近二十年，他是西藏第一个加入中国摄影学会的摄影家。这位老兵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留在了西藏这片雪域高原上，他甚至将自己唯一的儿子从北京送到西藏，儿子至今在西藏工作。
                   夜攻单县 1946年冬（此作品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经典名作）

                  中原会师欢迎华东慰问团 1947年底

   1999年，我第一次见到袁克忠，那时他已经78岁，但是精神矍铄，一米七八的身板仍然挺拔魁梧，脸上的皱纹里显着温和的笑容。与他交流时，他言语不多，他有很深的西藏情结，当谈起摄影和他的西藏老战友时，他便像孩子一样眉飞色舞起来。2005年以后，我到成都访谈了早期在藏工作的多位摄影人，几乎所有的人提到袁克忠，都讲他是一位对人非常真诚的好人。
   2007年11月，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我还与他的夫人杜银秀通过电话，她答应安排我到北京看他，但由于那时手头有工作，没能立即到北京。2007年12月10日左右，我再打电话给杜银秀，她告诉我，袁克忠已经去世。我当时非常吃惊，这一期间我正在研究袁克忠在藏拍摄的作品，有很多问题想当面与他交流、核实。但是，显然一切不可能了，深深的遗憾一直笼罩着我。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张国华（左一）与阿沛 阿旺晋美（右一）回到昌都，
                  受到时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王其梅（左一）的热烈欢迎。1951年

                  十八军战士向藏族同胞宣传我军政策  1951年 进军途中

                   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左三女）与记者的合影 1950年 康区

                  张经武与班禅  1960年代 拉萨

                   十八军训练渡河水手 1950年 康区

激情燃烧的岁月
   想起袁克忠，我就会想起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年代的人物——激情、单纯、无私。他对军队、对西藏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反映的是与军队相关的题材，他时常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军队的人和事。
   1940年，19岁的袁克忠在冀中军区参加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这个摄影训练队共办了四期，培养了一百三十多名摄影学员。袁克忠是第三期学员中的一员。石少华办的这个摄影训练队为以后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后备摄影人才。由于当时教学条件简陋，相机及胶卷极度缺乏，据袁克忠回忆，当时他在这个训练队只冲了一个胶卷，印了几张照片，但袁克忠记住了石少华讲的话“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工具，你们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要撒遍全国。”袁克忠带着这样的摄影信念回到了部队，六个人合用一台相机，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1941年，军事记者袁克忠在艰苦的条件下，拍摄了《抗日战争中的白洋淀雁翎队》等著名作品。
    1944年6月的一天，冀中地区林堡村边和往常一样平静，农民赶着牲畜，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村边的公路上，日军的卡车飞驰着，岗楼上的敌人和往常一样注意着公路上和村里的动静，其实敌人不知道，这个村子已经住上了冀中地区一中队的指战员，这些战士分别住在三间大瓦房里，非常平静地等待着一场伏击战。袁克忠与战士们一起根据上级的指示，准备袭击日军“衣存”中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雷手和机关枪手都非常紧张，他们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时，袁克忠也将胶卷装入了一台蔡司f/4.5相机中，同时将子弹压入长枪中。下午三点过后，突然从北方开来两部汽车，我方观察员早就看到了汽车驶来，向首长发出了信号，当敌人的汽车进入伏击圈后，几声巨响，敌人的汽车停了下来。紧接着，我方机关枪手向敌人猛烈射击。袁克忠按下了快门，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袁克忠的身边爆炸，炸起的巨大土块，将袁克忠的腿打肿了，但他也顾不得这些，冲上前去，用长枪射击敌人，他一边射击还一边用老式蔡司相机拍摄战斗场面。战士们将五六十个鬼子全部歼灭，十几分钟的战斗结束了，他们将战利品转运到山上，有些战士还在汽车前扭起了秧歌，他拍下了这些镜头。
                  淮海战役期间河南各界拥军  1948年底

                   十八军从西康省向西藏和平进军动员大会 1951年7月

    和石光荣一样，袁克忠的爱情也降临了，但和石光荣不同的是，袁克忠的爱情整整三年才开花。1946年，袁克忠回河北深泽县探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杜银秀，他们认识三天后就相互有了好感，两人就在解放区办了结婚证。由于当时两人都不明白结婚证的真正意义，办完证后袁克忠回了部队，一走就是三年。
    袁克忠一心在他的打仗和拍照上，他这一时期拍摄的照片，成为我军重要的军史资料。1946年8月1日，由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人民画报社编辑出版的《人民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创刊号上发表了袁克忠拍摄的新闻图片。1948年3月，袁克忠与裴植在豫西利用部队整编的机会，举办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影展，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刘伯承司令员也亲自去参观展览。1947年袁克忠拍摄了《第二、第三野战军中原会师》、《华东慰问团慰问前线战士》等历史事件的图片。1949年，袁克忠以随军摄影记者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解放广东、广西、云南，采访拍摄了大量的战地摄影作品，荣立特等功，随后参加了西南军区劳模大会。1949年，随解放大军占领南京，拍摄了解放南京的很多历史镜头，其中我军炮兵部队通过南京新街口广场庆祝大会庆祝场面使人记忆深刻。1949年7月7日，袁克忠拍摄的南京三十万人走向街头欢庆胜利的场面，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瞬间。1949年10月1日，在重庆拍摄了《第二野战军庆祝国庆，士兵列队通过城区主要街道的盛况》。                  十八军一五四团进驻亚东  1952年7月

                                  在达玛拉山上修建康藏公路的官兵  1952年

    就在袁克忠随解放大军到达南京期间，一个部队里的老乡回家乡探亲，杜银秀这才知道袁克忠在南京。卖掉了家里的几袋面，凑了盘缠，杜银秀千里寻夫，终于和袁克忠在南京见上了面。部队给他们主持了革命婚礼，杜银秀也参了军。
    1950年，全国英雄代表会议召开，袁克忠是全军第一个以摄影记者和战斗英雄称号，出席会议的模范工作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后回到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并召开了表彰大会。
    1950年3月，袁克忠告别了妻子，随十八军先遣支队入藏，这一别又是三年。5月在康藏地区拍摄了《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和记者合影》。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张国华与阿沛·阿旺晋美回到昌都受到时任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的热烈欢迎，袁克忠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1951年7月，袁克忠拍摄了《十八军从西康省向西藏和平进军动员大会》，画面中记录了十八军出发前举行的进军动员大会的盛况。这张图片是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场面最为宏大的历史性场景。随后，他随军拍摄了进军西藏系列图片。在进军途中，他为了拍摄进军部队的大全景照片，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域高原，爬上行军部队对面的山上，向下俯拍进藏途中的部队全景。这种为拍好一张照片，而不惜付出生命的精神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1951年10月26日，他拍摄了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进驻拉萨，举行庄严的入城式等珍贵历史镜头。1951年底，到达拉萨后，他认识到进藏摄影工作任务重大，因此，他经常深入部队进行采访，拍摄了大量反映军队建设、军民关系的历史图片，同时他认识到内地急需了解进藏官兵的生活及西藏的情况，就积极向内地发稿，通过拉萨回到内地的同志带出照片两千多张。1952年，带出照片一千多张。使祖国人民能够了解进藏官兵及边疆日益繁荣的情况。
                  军队油料后勤保障连战士出发前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  1975年

                  雪山哨兵  1975年

                   查果拉高原红色边防队在学习毛泽东选集  1968年

                   解放军官兵向藏族老师学习藏文  1956年 拉萨

    另外，进藏初期，袁克忠对增强藏汉民族的关系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如，上级领导布置任务，要给西藏地方政府45位官员拍摄并赠送放大照片，由于西藏地处边陲，物资运输困难，放大器材极度匮乏，部队当时没有放大设备及洗印大水盆，袁克忠就开动脑筋，将莱卡机镜头改装成放大镜头用土办法制作了放大机，没有显影盆，就用装相纸的铁圆桶当显影、定影盆，夜以继日地放大出了350多张大照片，很好地完成了军队领导交给的任务。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拿到照片后也非常满意。
    一个老兵总是在细微之处体现着自己的品质。袁克忠非常珍惜国家财产，他带领其他摄影人员将进军西藏行军损坏的摄影器材进行修复，到拉萨以后，已修复各种照相机十余部。袁克忠还非常重视摄影后辈人才的培养，由他申请，经部队领导批准举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摄影培训班，培训了学员二十余名，使这些学员在短期内学会了摄影技术，分赴到西藏各地的军队中，这些学员为以后的西藏摄影做了很多工作。
    1953年，袁克忠从西藏短期回到重庆西南军区发稿、休假，才与分别了三年的妻子杜银秀相见，杜银秀当时在西南军区从事暗房工作。袁克忠在重庆北碚参加解放军在重庆组织的速成中学学习近一年。即便都在重庆，夫妻二人也不能经常相见，袁克忠学习完成后又返回了西藏。
    1953年8月，解放军画报社出版的《摄影网》杂志第17期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摄影工作者的榜样——袁克忠同志》。1957年，《大众摄影》杂志创刊，1958年8月号就用大半个版面介绍了袁克忠的摄影作品及事迹。
    1956年，在拉萨平原拍摄了《解放军官兵向藏族老师学习藏文》等照片，这一时期，袁克忠深入军队各连队采访拍摄了大量的军民关系的图片。1957年，袁克忠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以来的首批会员，也是西藏第一个加入中国摄影学会的摄影家。1958年，从西藏军区转业调北京新华社摄影部工作。1961年，调任新华社辽宁分社任摄影部主任。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他又被火速从沈阳调入中印边境，任随军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边境战争的图片。
    1971年，袁克忠在西藏举办了和平解放西藏二十周年展览。1975年，他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西藏广大地区进行采访，还随中国登山队报道了1975年攀登珠峰的活动。到察隅拍摄了珞巴人与军队军民联防的专题和到查果拉拍摄了雪山哨兵等专题。我在研究他的照片时，看到了好几张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稿件处理卡片的退稿单，其中有一张是75年8月26日投稿9张，退稿8张，留作资料1张，另外一张退稿单是78年7月10日，投稿投了71张，退稿71张，可见当时发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虽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选稿标准，但是，从这几张退稿单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在那样的发稿环境中，袁克忠依然执着地坚持着他自己的摄影创作方式。知天命之年的一位老兵，他仍在雪域高原进行摄影创作，他对他热爱的摄影事业无限忠诚。我们这辑选发的两张那个时期的图片，就是选自这些退稿中的残留底片。

                   拉萨东方红小学生在布达拉宫前合影  1970年代

                    藏族学生为革命而学习  1976年

                      认真听课的藏族小学生  1976年

                  跳藏族舞蹈的少先队员  1970年代

重逢在回忆中
   袁克忠去世后，我曾到北京探望了袁克忠的夫人杜银秀老人。在北京羊坊店一套普通的公寓里，老人接待了我，房子是好几年前装修的，很简单很朴素。柔顺的光线下，杜银秀老人非常慈祥温和。说起与老伴的那些往事，她的目光平静而深远。当我问她，“你们什么时候才过上平静的生活？”杜银秀告诉我，“在袁克忠退休以后。”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继续追问：“为什么说在退休之后呢？”杜银秀告诉我，退休以前，分离的日子实在太多、太多了，“1946年，我们在老家认识三天后就办了结婚证，因为当时不懂结婚证的意义，我们没在一起，他就离家回到了部队，1949年，他们打到南京，他在南京时，我才明白我们办了结婚证已是夫妻，我才从老家追到南京去才与他正式结婚，然后他们的部队就去了河南，我们就开始分居，到了河南之后，我又到了重庆，到了重庆我们见面没几个月，他又进军西藏。进军西藏以后就是长期的了，1959年前只是偶尔回到重庆来一下，1959年后，我到北京后，他才回北京探亲，每次时间都非常短，这样我们退休前总共在一起待时间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反正三个孩子基本上都是我带大的，就是分居住着吧，直到他退了休以后，我们才过上平静的生活。”每当我再看到这段访谈的文本时，我就想起费玉清的歌曲《三年》，“……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想不到才相见别离又在明天。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难道又三年？左三年右三年这一生见面有几天，横三年竖三年还不如不相见……”。我对那个时代的革命军人有了新的认识。
                  藏族矿工  1970年代

                   藏族化验员  1970年代

                   拉萨的百货站  1970年代 拉萨

                    藏族演员的歌唱表演  1970年代

    袁克忠不仅把自己最重要的时光留在了西藏，而且将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带入了西藏，他的儿子袁军跟着母亲杜银秀在北京上学长大，初中毕业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文革初期，他作为北京知青，他插队的地点可以选在京郊，最远也就到内蒙古。而袁克忠却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到西藏插队，接受最艰苦的锻炼。由于其子袁军文化成绩有基础，后又考入林芝的西藏农牧学院水电水利专业，虽然袁军1992年回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袁克忠还是让他回到了西藏工作。去年，我在拉萨遇到袁军，袁军回忆说，当时父亲的老领导曾亲自跟父亲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把你儿子提提干，让他当干部怎么样。袁克忠说，不要，不要提，不要借着我的关系给他提干，就让他在基层锻炼，在基层锻炼对他有好处。袁军至今一直在西藏搞通讯工作。
    袁克忠的西藏老战友蓝志贵，也讲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一个关于袁克忠的故事。1962年，袁克忠被调入中印边境作为随军记者进行采访，由于他已是新华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军队给他配了两名助手，助手们穿的是少尉军衔的军装。袁克忠是中校军衔，由于当时他到达前线较晚，带军衔的军装已经发放完了，袁克忠穿着没有军衔的军服就上了前线。他们来到了一个连队，连长以为袁克忠是两名少尉带来的老炊事员，就安排他为战士们烧水、做饭，袁克忠也没有怨言，就为战士们烧火做起饭来。第二天，上级将中校军衔发给了袁克忠，连长再看到袁克忠时吓了一跳，赶忙向袁克忠行了一个很正式的军礼，袁克忠也真诚地向连长回敬了军礼。中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他留任新华社西藏分社，任摄影组组长，之后，一直在西藏工作。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一些西藏的老战友还回忆说，袁克忠的年龄比大家大一些，总像个兄长一样爱护着年轻的战友们。当时，很多年轻战士在处对象，因为袁克忠的妻子在北京，他们就托袁克忠让嫂子在北京帮忙购买花头巾、布鞋等当时的时尚商品，邮寄过来送给对象。袁克忠知道年轻战士津贴有限，经常不仅帮了忙，还不收他们的钱。1966年后文革期间，他在西藏受到了冲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经常挨批斗。文革后有些批斗过他的人认识到文革中对袁克忠的行为不妥，向他道歉，他用很平常的心对这些人说，“那是运动，不关你们个人的事，没关系的。是当时大环境造成的。”
                  西藏第一座大型电站——纳金电站全景  1960年代

尾记
    1982年，离休后的袁克忠被新华社返聘到新华社风光组，拍摄大底片风光彩色反转片，用于出版挂历、年画及各类画册。这一时期，他大量拍摄了祖国各地的风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91年，西藏自治区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西藏分会为袁克忠、林安波、蓝志贵、陈珺、陈宗烈等举办了西藏老摄影工作者摄影展。袁克忠和蓝志贵到西藏参加了开幕式。这个展览在拉萨非常轰动，自治区最高官员、汉藏干部及汉藏各界人士数千人观看了展览，后袁克忠和蓝志贵在西藏进行了摄影创作。
    1992年，在其老领导，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和帮助下，袁克忠再走川藏线进行摄影创作。陈明义批准成都军区派了一辆军用吉普为袁克忠的创作提供方便，袁克忠从成都出发，经川藏线到达拉萨，这一期间，袁克忠拍摄了《昌都全景》、《波密麦收》等作品，到达拉萨后，袁克忠还在西藏各地进行了采访拍摄。1992年，71岁的袁克忠还到达珠峰脚下。袁克忠从29岁开始拍摄记录西藏到71岁最后一次进藏拍摄，累计在藏工作拍摄近二十年，时间跨度42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和优秀摄影作品。
   2006年至2007年，他将自己一生中拍摄的绝大部分底片整理好，全部无偿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资料室。底片交接后几个月，袁克忠辞世。
   袁克忠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摄影老兵，他为西藏摄影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一位不为名利，有着崇高境界的真正的摄影人。愿我们这些晚辈不要忘记他为西藏现代摄影史和中国摄影史所做的贡献，愿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1992年，71岁的袁克忠在珠峰脚下的留念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袁克忠与妻子杜银秀在北京西山的合影

                  2008年，作者黄建鹏与袁克忠之子袁军(右一)在拉萨进行访谈 。 章大奇 摄

袁克忠年表
年表整理：黄建鹏
年表校对：李剑云
年表制作：夏莉

●袁克忠，男，曾用名袁桂森，1921年9月21日生于河北省深泽县。
●1938年1月参加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半年后这支队伍改称八路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进入冀中军区由石少华在河北定县主持的摄影训练队第三期摄影学习班学习。
●1941年，任军事记者。任冀中第八军分区摄影组代理组长，拍摄了代表作《抗日战争中的白洋淀雁翎队》等作品。
●1941年，任《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
●1942年，第一次参加的摄影报道是“青大战役”报道，化装成群众进行反扫荡任务报道，由于个子高，被日军指认为八路军，其中两人被当场刺死，袁克忠被日军押着往鼻子里灌凉水，昏死过四五次，后敌人以为他已死亡，扔到死人堆里，他才幸免于难。（据《摄影世界》2008年第2期 陈小波《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时任冀中第九军分区摄影组组长。
●1944年6月，冀中地区林堡村，作为摄影记者与八路军冀中地区一中队的指战员们伏击日军“衣存”中队，在战斗中用一架老式蔡司相机，记录拍摄了林堡伏击战系列抗日战争的图片。（据《大众摄影》1958年第8期）
●1945年，调《晋察冀画报》社当摄影记者，12月援建筹办《人民画报》。
●在1946年8月1日《人民画报》创刊号上发表摄影作品。任《人民画报》摄影记者。其中代表作《夜攻单县》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中的经典名作。
●1947年6月，随刘邓大军南下拍摄了挺进大别山等专题摄影报道。拍摄了解放军进入舒城的图片。参加创办《中原画刊》。
●1948年，举办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影展，刘伯承司令员亲去参观。任晋冀鲁豫第六纵队摄影股长，同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摄影股长。拍摄了《第二、第三野战军中原会师》、《华东慰问团慰问前线战士》等历史事件的图片。拍摄了淮海战役中各行署拥军大会的场面。
●1949年，以随军摄影记者身份随第四兵团解放广东、广西、云南，拍摄了大量的战地摄影作品，参加了西南军区劳模大会。4月随解放大军占领南京， 4月28日拍摄了南京解放等一系列图片，其中拍摄的解放军炮兵通过南京新街口广场的盛大场面成为重要的历史瞬间，7月7日拍摄了南京30万人走向街头欢庆解放的场面。与裴植、王中元等人合作完成摄影报道《刘(伯承)司令员检阅驻京(南京)部队号召继续进军》，在《向江南进军》画册上发表。10月1日，在重庆拍摄了《第二野战军庆祝国庆，士兵列队通过城区主要街道的盛况》。任《西南画报》社采访股长。
●1950年，记功一次，作为全国模范工作者在北京出席了全国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任第二野战军《西南画报》社采编队队长。3月，以十八军摄影股长身份随第二野战军十八军进军西藏先遣支队出发，5月在康区拍摄了《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和记者合影》。
●1951年，拍摄了《十七条协议签定后，张国华、阿沛回到昌都，受到时任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的热烈欢迎》、《十八军从西康省向西藏和平进军动员大会》。以随军记者身份随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入西藏，拍摄了先遣支队和平进军等图片资料。7月底拍摄了《藏族同胞用牛皮船为进军西藏的部队运送物资》、《进军西藏的部队，跨越冷拉山》。9月9日拍摄了《人民解放军入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筹建《高原战士》画报社，任副社长。
●1952年，向重庆第二野战军总部发稿一千多张，使祖国人民经常能看到进藏部队艰苦奋斗的英雄形象，看到边疆日益繁荣兴盛起来的景况。
●195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画报社副社长。
●1956年，在拉萨拍摄了《解放军官兵向藏族老师学藏文》等图片。任西藏军区俱乐部主任。
●1957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首批会员，是西藏的第一个加入中国摄影学会的摄影家。同年转业，任新华社摄影部经理室副经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8年，转业后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
●1959年，在北京新华社从事摄影工作。
●1961年，任新华社辽宁分社摄影部主任，拍摄了反映辽宁工农业战线上的图片。
●1962年，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拍摄了中印自卫反击战，并留任新华社西藏分社摄影组组长。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1966年文革后，在西藏遭到冲击，受到不公正待遇。
●1971年，在西藏举办袁克忠《和平解放西藏20周年》摄影展。
●1972年，任新华社计划管理室副主任。
●1975年，随我国登山队进藏采访。在日喀则采访，拍摄了《藏族小学生》等图片。在西藏察隅拍摄了一组珞巴人与解放军军民联防的图片。
●1976、1977年，先后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和北京分社。其间在藏拍摄了一组反映西藏教育的图片。
●1978年，在新华社摄影部风光组工作。
●1981年，参与老战士影展策划筹备工作。
●1982年，离休。离休前历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部主任，新华社摄影部经理室副经理、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1982年，新华社风光图片部返聘为高级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拍摄大底片、彩色风光照片用于出版，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83-1985年，主编西藏自治区交通厅《金桥——纪念川青藏公路通车30年周年》画册、参与主编《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等大型图书。
●1986年，多幅作品入选长城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世界屋脊》画册。
●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西藏文联，西藏摄影家协会举办了袁克忠、林安波、蓝志贵、陈珺、陈宗烈西藏老摄影工作者影展。袁克忠亲赴拉萨参加了开幕式，并在西藏进行了摄影创作。
●1992年，袁克忠在他的老领导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重走川藏线，采访拍摄，到西藏后，深入西藏各地拍摄了大量的人文及风光图片，历时3个月。
●从1950年3月随先遣支队第一次进藏到1992年，8次进藏工作，拍摄了数以千计的与西藏相关的图片资料及优秀摄影作品。
●作品入选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2006年至2007年将自己多年拍摄的作品整理成图片与文本对应的资料，无偿交新华社摄影组资料室。袁克忠1958年前拍摄的图片多存于《解放军画报》。
●2007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2008年多幅作品入选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放西藏史》。

早期主要代表作有《抗日战争中的白洋淀雁翎队》、《林堡伏击战》、《夜攻单县》、《夜渡黄河》、《进军大西南》、《解放云贵川》。早期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襄樊战役》等画册。

    作为水汽通道的雅鲁藏布江下游纵向谷地，由于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生态环境，自古至今，对该区域人类活动都具有重要影响。著名藏学家多杰才旦认为：水汽通道的存在和其巨大效应，对认识藏民族的源起、认识藏文化的生成、发展有着“环境决定论”的意义。
    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国际性大河，当它下游切开喜马拉雅山围绕南迦巴瓦峰作马蹄形拐弯，然后继续切割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斜坡上，最终在高原东南坡麓的巴昔卡（海拔仅150米）流出国境进印度境内，称作布拉马普特拉河，出印度进孟加拉国，于达卡附近有西来的恒河汇入并继续南流，注入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也就是说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是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地形缺口，突破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的地形屏障，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能进入高原内部的一条天然水汽通道，通道所到之处，带来充分的水分和热量，使所到之处的自然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
    大峡谷科考队的大气物理和气候工作者通过测试论证，表明，夏天，从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腹地的水汽输送强度可达到500-1000克·厘米/秒，为青藏高原四周其他地区的3—10倍，相当于夏天从长江流域南岸向北岸的水汽输送强度。对照分析藏东南的年降水量，便不难发现，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帕隆藏布—易贡藏布的最大降水分布带，像一条湿润的舌头伸向喜马拉雅山脉北侧，与水汽输送量最大的地带完全吻合。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确堪称青藏高原最大的水汽通道.......
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家马的起源
  撰文/马丽华  图片/gettyimages

    先讲一个家马与野马何以分道扬镳的故事。
    神话说，“在昨天的昨天，在九个九十天的昨天”，总之十分遥远的年代，马的父亲名叫喀尔达义雅尔瓦，母亲名叫桑达义巧玛，它俩在一个名叫达萨隆章的甲莫绒地方生下后代。马是神马，曾经住在天庭，但自从吉祥时代结束，灾难时代来临，天庭荒芜了。神马从九重天上降落凡尘，为口寻找食物，为喉寻找水源。后来神马之子遇到一个名叫吉恰曲的同类异性，生下了三个儿子：大哥义吉当强，二哥江绒俄扎，三弟库绒曼达。三兄弟分赴各地寻找水草丰美之地，从此命运各异。
    马大哥义吉当强来到藏北的羌塘，面见此地的主人野牦牛噶瓦，提出分享这片草原的请求。野牦牛噶瓦不同意，动用了蛮力，拿犄角把马大哥挑死了。死者凄惨：肉被鹫鸟啄了，血被大地喝了，熊啃了骨头，风吹散了毛发。
    两兄弟在远方呼唤，听不到回应，一路找到羌塘，只见到一堆骨骸。小弟曼达血气方刚，誓言报仇；二哥俄扎态度务实，认为长兄的本领是最大的，尚且抵敌不过，还是远避为上。
   但是马小弟曼达决心已定，打算借助人的力量复仇。二哥听罢警告说，与人亲近，只能得到被役使的命运，口中套嚼子，背上驮鞍子，身心受摧残。小弟反驳道，你可以追求自由，但也缺乏安全，野兽的四蹄会追逐你，射手的箭矢会瞄准你……
    正所谓人各有志，马兄弟也是这样。曼达来到机王国，面见名叫莫布丹先的人，表达了合作意愿：“活着我驮你远行百年，死后与你互换我做主人。”人和马就这样达成约定，立下了钳子般的重誓，摁下指印表示信守。
    ——另一译本则说，小马曼达承诺：从此以后我驮你百年，当你作为七十万颗星辰之主死去时，你仍将是我的主人.
    库绒曼达充当坐骑的感觉好极了，骄傲地体会着如同猛虎凶豹般的威风，风驰电掣般来到羌塘。骑手莫布丹先一挥绳索，套住了野牦牛噶瓦；任由野牛撒腿飞奔，瞅准机会往回一拉，利器随之刺穿牛身——噶瓦毙命，大仇得报，牦牛的尾巴做了曼达鬃毛上的装饰.
    从此以后，小弟曼达的后代跟随人类有了家，二哥俄扎的后代呢，继续在旷野游荡。
    这则动物神话来自敦煌所藏的藏文古卷，公元8世纪前后记录在早期苯教的仪轨书中。至于这对主仆的结局，是这样的——
    谁带来了有关死亡的噩耗？是雄鹰头冠上的羽毛。
    当那位助友灭敌的勇敢骑手莫布丹先死去，“就像漂亮的绿松石被粉碎”——神话这样说道，乘骑库绒曼达兑现诺言，充当了主人的殉葬“宠马”。为使“死者在死后还将活着”，苯教法师介入，进行适时适度的干预，超度亡灵的仪式由此进行。与“宠马”同为死者仆人，另一种必备的陪葬之物是绵羊，它是前往死后世界的导引者。苯教师对它念念有词：“仪轨绵羊啊，你是无父者之父，无母者之母……愿人由你而重生……愿人由你而赎命。”
    就这样，绵羊在前开道，以其头角挑开岩石；小马库绒曼达驮着主人走向亡者之乡，铁蹄踏上无路之路。它需要在翻越山口的时候显示勇气，在面向渡口的时候显示慷慨。经过大约九座山口和九条河流，穿过天与地的交界处，异度空间在望：那里有冬夏长青的草木，有比美酒还要甘醇的泉水，主仆将在此地获得永生——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冥界以坟墓的形式出现。
    这个故事来自密藏于敦煌千佛洞的吐蕃时代藏文古卷，发现于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后经学者翻译，和其他故事一起，辑成《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其中包含了苯教的仪轨，或者不如说，存世不多的藏地上古神话和观念世界，每每见于前佛教时代的苯教仪轨书中，甚至就是苯教师作法时的祷词诵词内容吧。
   由于这个故事出现在藏文创制不久的古卷中，一般被解读为家马的起源和殉葬的起源。神话以苯教文献为载体，不过显然写在原始苯教时代的尾声，因为故事中重复说道：这一切均不属于新教，而是属于从前的古老习俗。故事中反复咏叹的还有：荒漠辽阔，道路漫长；自上而降的雨，自下而起的风；生者和死者之路不相一致，活人和死人特征有所不同；从前行善的人，现在还在行善，过去有益的东西，现在仍然有用……

神犬与人类相伴
   可惜讲述了家马和野马如何分道扬镳的古藏文残卷中，不见野狗是怎样成为忠犬的记录，我们只找到了晚些时候的传说。以下的故事是我曾经的同事、民俗学家次仁玉珍讲述的，她是从做过猎手的父亲那儿听来的，父亲又是从更老一辈那儿听来的，就这样口口相传。
    故事说，当一位猎人瞄准了一头公鹿，正待拉弓射箭，弓弦却断了。一只花狗现身，为他叼来急需的皮弓弦。原来这只花母狗是只神犬，从天界下凡就为帮助人类，所以能够听懂人语，理解人心。这一天故事的结局，是猎人重新拉满了弓，射向那只命中注定在“等待箭”的公鹿......

东嘎三部曲

特别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　　行/龙虎林　秋刀客　丁小三　王郢　林千蔚　白央

50年以来这里都是西藏农村的窗口
如今，作为曾经的西藏城郊型农村代表
历经巨变的东嘎村
期待着再一次地述说与聆听

一个村庄的山河记忆

撰文\龙虎林
摄影\王　郢

在东嘎这个由农村巨变为城郊的村庄里，山河的记忆承载的是几代农民不变的土地情怀。寻找并重现家园背后的故事或是历史，在普琼和格列这新老两代村支书看来，实际上是塑造一个村庄的乡土记忆，或是集体的荣誉。

拉萨西大门

一过“狼牙山”，便入拉萨城。
   这座既似狼牙又似塔林的石山脊藏语称之为“西嘎日”，“水晶山”的意思。上有协嘎日多岩洞，曾经探过洞的东嘎村前支书、60岁的格列告诉我说，其中一个主要供人朝拜的洞里，有一根饱受烟熏和油抹的石笋，但刮开表皮后石质仍光洁若晶，格列猜想这可能是“水晶山”得名的真正原因。
    协嘎日是堆龙德庆县城一带难以避开的视觉地标，它常常会出现取景框里，成为蓝天之下一道显著的背景。但山峰易见，山嘴却常被忽视。协嘎日山脊之下略显平缓的山嘴名为玛布日通，意为红砂山，沿玛布日通往东最多两公里处的另一山嘴却石山突起，且整体灰中泛白。藏语中“白色的山嘴”被称着为“东嘎”，这便是堆龙德庆县“东嘎”地名的由来。但也有说“东嘎”的意思是“白脸树”，得名于一棵东嘎境内白色的大树。至于这棵大树是否还存在以及在什么地方，则不得而知。
    不论起源和原义，东嘎这个地名和堆龙德庆县都有着极深的渊源。半个世纪前，东嘎和德庆、柳梧是三个独立的宗（县），1959年9月合并成为堆龙德庆县，次年2月时，拉萨市西郊区人民政府又并入堆龙德庆县至今。更早以前的东嘎在行政归属上变化大不，元朝时属于统领拉萨地区的蔡巴万户侯，后来直接归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雪巴列空，直到民主改革后并入堆龙德庆县时，这一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连同农田，甚至人身权力，绝大部分都是三大领主（官府、贵族和上层僧侣 ）所有。
    最初的东嘎宗宗址就在那座灰白色的小山嘴山，1641年时，一场格鲁派和噶举派间的战争让它变成了废墟，其后宗址搬到了山下。围绕宗址所形成的村落，即是堆龙德庆县“东嘎”这一地名准确的所在。直到2007年，这里因让位于城市规划而再次搬迁。从宗到区，再到随后的公社、村和组，跨度50多年的时间里，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地点而已，名字依然叫东嘎。
    1959年以前，东嘎是进出拉萨的惟一通道，在著名西藏民俗学家廖东凡先生的记忆中，1970年代前后，也还是沿着这些山嘴间的道路抵达堆龙德庆县城的。在如今的东嘎宗山山脚，在千年岩刻佛祖像的注视之下，当年的青藏驿道残段，早已被其路基之下2、3米处的拉贡公路取代，顺着这条路往前，穿过原拉萨水泥厂搬迁后的废弃矿山，经卓玛日苏山嘴，顺着哲蚌寺山脚，再拐过拉鲁湿地西头的山嘴，即进入拉萨的主城区。
    构成“拉萨西大门”另一要津的东嘎大桥，是拉贡公路横跨堆龙河前往日喀则、山南和机场的主要桥梁。1965年拉贡公路改扩建时候才修造的东嘎大桥的前身是赤桑桥。赤桑桥的历史远可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据说那一时期这里曾建有大法王的宝座，因此那会儿的赤桑木桥又叫宝座桥。1937年，赤桑木桥毁于堆龙河洪水，重建时因采购了大量来自印度的钢筋与水泥，所以当地人更多地把它叫着印度桥。1965年建成新的东嘎大桥后，赤桑桥这座西藏第一座钢筋水泥桥的材料，又被移建在了堆龙河上游的古荣桥上。
    西藏文史资料汇编中有关当年赤桑桥建桥总管擦绒·达桑占堆的记载，据说他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的精明贵族，热衷于现代水利和道路桥梁建造。在修建赤桑桥的三年间他还修造了一所宅院，并在此兴办现代养殖。擦绒所修的那所名叫康嘎沙巴（意为“赤桑桥新房”）的房屋遗址仍在拉贡公路一侧。如今在它的旁边，有一家现代化的养猪场。

游荡的河
   堆龙河被水利专家们定义为“一条自然状态中的山区游荡型河流”。用格列的话说：“它带给我们的麻烦太多了。”尚处审稿阶段的《堆龙德庆县志》中，有大量关于水灾的内容可以佐证格列的麻烦。堆龙德庆县是一个有68%的机率出现暴雨年份的地方，特别是每年的7、8、9三个月，暴雨加山洪之下的堆龙河就充分显示其“自由而游荡”的本性，那时候的堆龙河，就如一条激荡在“跳跃型河床”上的猛兽。
    加日采里最年长的老人达娃次仁，对53年前的一个夏天记忆犹新。那天，达娃次仁等3人正赶着毛驴路过赤桑桥，前往曲水县为加日采谿卡（庄园）支差运输物资。当时，西面堆龙河上远远泛起的一道白浪被同伴隐约瞥见，但他没太在意，待数天之后返回时，熟悉的村庄和农田间就凭空多出了一条大河。“看得到自已的家，却过不去，我们在康嘎沙巴那里住了好几天后，水才消退。”达娃次仁记得住当时的情形，但说不清确切的年份，尤其是需要在藏历和公历间转换时，今年已经78岁的他有些为难，但他记得那年自己25岁。
    相同的事件在格列记忆中却被提前了2年，“我记得那年是藏历的木马年。”格列甚至还能推演出那次洪水的经过：从现在的县中学西面决堤，跨过团结路，席卷尼格村北面一片农田，汇入格桑林卡西北侧的水道，一路向东再冲毁卡沙夏巴组与格桑林卡间的农田，最后顺着一条灌溉渠在加日采林卡（草滩）处汇入拉萨河。后来，那两片被冲毁的农田一处沦为荒滩，长满了柳树，与格桑林卡连成一体，另一处先是被改建为加日采庄园的打麦场，后来成为了卡沙夏巴组扩建时的宅基地。
    历次的洪水为东嘎村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大兴水利，1971年夏天全拉萨派居民修建拉萨西郊电站的情形格列至今还记得，“场面很壮观，那条引水渠就在当年连通堆龙德庆县和拉萨的山路上面。”水灾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虽然毁坏了农田，但也增添了可用着拓荒置田的滩涂，现属开发区范围内，青藏铁路以南的土地之所以能够改造为农田，也多少与历次水灾的冲刷和堆积有关。但随着堆龙河沿线可抗50年一遇大洪水的防洪堤坝水利工程的建成，这种“自然的大地改造”活动已再难发生。而这些已被崭新的水泥道路及铁栏围起来并等待着企业进驻的土地，已经不再叫着农田，它已被赋于新的内涵和和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响亮名称－－国家级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格列的奋斗

撰文\秋刀客
摄影\林千蔚

这个早在1972年就担任人民公社社长的回忆，见证了东嘎这个村庄尚处农业时期的奋斗历程。

幸存者
   我能够留在东嘎这个祖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是一种幸运。
   1956年时我年仅7岁，是家里的长子。那会儿我们是个大家，连带亲戚同住一起的有11口人，身份是隶属于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东嘎宗加日采谿卡的差巴。当时我家有耕地40多亩，但每年秋收的青稞几乎都用来还债，自家根本吃不上，有时遇上债主发善心会留下一两尅（藏式计量单位，1尅相当于28市斤，但各地标准差异较大），但多的时候连春播的种子都需要借，债就这样永远滚下去，根本没指望还清。我记得那时候东嘎有一句老话叫“约它曲堆粑达曲”，意思是“打完了场，糌粑也就完了。”
    除了在自家土地上年复一年绝望地耕作之外，我家还得和其他几户差巴一起，无偿耕种加日采谿卡的300多亩支差田。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连吃饭喝茶都得自家带到田头。但那时候我家穷，连这顿饭也备不上，所以每到开饭时间，便总借口说有事，事实上是回家熬糌粑清粥，遇上夏天还能采点野菜放进去，一家人就这么对付着过日子。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和经历过的。那时东嘎还有一句老话叫“哲东雍嘎”，是专门用在为谿卡打场时说的，意思是：当有人看见300多亩的青稞，在7、8天的时间里就打完了场时，禁不住会问这是“鬼在打场”吗？为谿卡干活就是这样，强度大，还得快。因为自家的田地还等着呢。
    1956年时已经有解放军驻扎拉萨西郊，村里也有传言说有人往他们那里跑。我的爷爷和奶奶就是在那一年离开家乡的。白天不敢逃亡，夜晚走的是荒僻小路，据说他们是先逃到罗布林卡附近，为那里的部队看护了一段时间的林场，后来听说他们被哲蚌寺的僧人发现了，又逃到曲水县的某处庄园，反正自那以后我再没见着他们。我家的第二次逃亡事件发生在次年，是与我们同住一家的亲戚，他们家5口人跑得更远，投奔到了山南措美县古堆乡其他亲戚处，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定居在那里。后来，古堆乡亲戚家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兄弟来拉萨治病时我们联系上了，前些年他还经常到我家来走动。古堆也是农村，但在偏远的山区，赶不上东嘎。不过，如果民主改革要再来晚些，我们也得逃离这里了。

人民公社
   1959年民主改革时，我家分到了18.5亩土地，1966年成立东嘎人民公社时，这些土地又重新划归到村集体。人民公社之前的农村还是大集体时代，所有的农田都一起干，最后按各家的亩数来分配粮食。虽然没干上几年，但第一次有了自己田地里产出的青稞时，感觉完全不一样。1960那会儿我还上过3个月的小学，但后来家里确实缺劳力，我的爸爸妈妈当差巴时受过不少的劳累，身体都不好。
    休学后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放猪。猪是村上的，那时候的东嘎还叫合作社，分成加日采、亚乃和东嘎三个互助组，我家属于加日采互助组。合作社里有专门的农协会，养猪就是农协会兴办的副业。我看管的全是藏猪，黑黑的小小的那种，有内地的猪是几年后的事。猪场就在靠近堆龙河边的草滩上，敞放，夏天有草时猪还听话，到冬天时候猪会到处找食乱跑，根本不听使唤，差不多每天我都会为找它们而哭上两三次。我还记每天放猪能挣到4个工分，这在当时算少的，但我特别勤快卖力，几乎没误过工，一年下来，收入不比一个成年人差。没过几年我的父亲去世了，那会儿我们还住在老屋里，那老屋如今还能看到，就在青藏铁路的边上，后来村里把那块地出租做了苗圃。父亲去世那年我成的家，母亲和弟弟们跟我住在一起。
    1972年时我当选了东嘎人民公社的社长。那时候的东嘎刚经历过合作社，处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农业学大寨时期。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里，村里的人干劲都很大，开渠筑坝、推荒营田、土壤改造、选种育种、机耕机播等工作都做得很扎实，但到了学大寨后期就有些变样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东嘎也学着在山坡上作梯田，垒堡坎填土引渠啥都有模有样，但实际上河谷荒地更好改造，却闲着没管，类似这样只学形式不学精神的做法有不少，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锅饭式的生产经营及分配方式”，已经让农民的积极性打了折扣，产生的后果就是产量提不上，口粮没保证，非但交不上公粮，还得年年向县里借粮和借钱买牛。所以，“抓生产，促产量，保证青稞和小麦的收成”，就成了我上任时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社长3年后，东嘎村确实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了村里自己的储备粮，总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5万斤，但1978年很特别，那年雨水太多，麦苗大面积倒杆，产量巨跌了17万斤。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那年秋收后我没少到了县里开会。不过那时开会有些不讲客观原因，只说我们东嘎公社的生产积极性不够。会上我很憋气，便拍桌子做了保证：明年产量上60万斤。1979年我们果然丰收了，虽然还差几千斤才算兑现指标，但青稞亩产780斤却创下了堆龙德庆县最好的成绩。要知道，那时候亩产青稞400斤就算达标了。

万元户
   1982年年底，堆龙德庆县为包产到户开动员会我参加了。事实上那次动员会的效果并不好，不少村干部对包产到户心存疑虑，我想那是因为吃农村集体饭太久，有些不敢变化了，加上当时的人对政策也不是很明白。我这个人做事胆子一向就大，七几年我第一次上北京开会时，就敢抽空一个人遛上街并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那次把我们的翻译兼陪同戴贤老师吓坏了。加上我后来读夜校学会了认字，经常看报，很多事都清楚。所以我愿意包产到户，这在会上就表态了......
 

寻找东嘎的活力

撰文\丁小三
摄影\白　央

    站在青藏铁路上北望，近处全由连排藏式小楼构成的东嘎小康示范村小区，与堆龙德庆县城几乎连成了一体。而小区中央诺大的停车场里，成排停放的卡车则宣示着这个曾经的农业村庄，已经全面进入了“车经济时代。”

茶馆
   东嘎村村委会大门西侧临街的门面房里，如今是一排临时的甜茶馆和小卖部。老甜茶馆大院就在街对面，已经租给了一家技能学校搞农机培训，和它隔着一个篮球场的空地上，新甜茶馆正在修建中。据说那里不久还会盖起一系列为小区服务的公共设施。这段以甜茶馆为中心不足百米的街面是东嘎小区一个“热闹”的地方：几个牵着玩具车的小孩在远处的街面玩耍，2路中巴偶尔会停在那里等客，拿着扩音器的小贩在街边贩售蔬菜大米以及各色日用品，茶馆前的台阶上放着小食店的大炉子，以及一些简易的长椅和杂物，它们之间的空档处是专属于喝啤酒玩骰子的男人们的。堆龙德庆县中学放假的时候，特别是上午，在有墨绿色的火车呼啸驶过青藏铁路的远景之下，篮球场上总会有一群追逐、跳跃、尖叫的学生，他们为这小区里增添了不少生气。
    欧珠是这家茶馆的常客，常座在中间一排靠街边的位置，这是因为他来得晚，靠里的座位早有人了。在这家属于集体的茶馆来消费的几乎都是东嘎本村人，跟欧珠相熟的一个人开玩笑说：“这个茶馆我们每年要分红，不过钱都是自己出（喝茶消费）的。”说是消费，其实更多的是消闲，喝个甜茶，吃个藏面之外，更多的还是家长里短。但这里面并不是没有分别，比如茶馆的西南角通常是座着阿佳们，那是妇女们的领地，上了年纪和年轻的都有，她们中的一些人准备着放学时去接自家的孩子。东墙的一排有点临时茶座的感觉，主要是在附近苗圃或工地上的临工，或是村里的小青年和老人。而欧珠所在的中间位置，基本上是一群有着共同身份的人，这个身份就是货车司机。至今还是东嘎村益民公司车辆协调员的欧珠，是这一帮人无形的中心。因为作为车辆协调员，他必需了解村里货车的使用情况，以便在有运输生意时，合理而公平地将机会分配到具体的人头上。
    喝茶是欧珠每天重要的例行公事，但主要不是在村里的这家。县商业局旁边有一家更大的茶馆，那里每天会聚起更多的人，欧珠说：“那里老板多，开砂石场，包工程，做建材，跑运输，等等，我的生意差不多都是从那里打探到的。”欧珠当司机是在包产到户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还没退伍几年。“那年正在修拉萨饭店，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辆拖拉机是和5个人合买的。从那以后我一直干这行，和这些老板们都是些老关系了。”
    2007年，由开发区管委会注资为东嘎村失地农民成立益民公司时，欧珠又被聘到公司做车辆协调员，仍做本行，但管的车却多了。他告诉我说：“去年挂靠在益民公司的东嘎村货车，一年赚了300万的运输费，尝到甜头的村民们一下又增买了十几台车，现在我们东嘎村，除去私家小轿车和跑客运的中巴车以外，大大小小的货车快80辆了，其中就包括我家的两台howo大翻斗。”
    见我好奇怎么司机们都闲着喝茶，欧珠笑着说：“他们当老板了嘛，车都让别人或儿子在开，时间多的是。”挪揄一番之后欧珠又解释道：“往年可不是这样的。今年经济危机，加上3.14的影响，所以我们村的劳动力和车辆有些还没用上。”我问欧珠你咋不做老板，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后来欧珠私下对我说：“50了，累不起了，我正准备退休。”
    从和欧珠做搭档已经3年的达娃那里知道，做协调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日常的管理（包括村里的劳务输出管理），还得在茶馆拉生意，但比起收帐来这些算不了什么。达娃和欧珠曾经就为了一笔运费9次上门讨债，次次还要赔着笑脸。有时候村民自己去揽的活儿收不到钱，也会让他们去收。遇上这些时候，乡里乡亲的他们总会把“帮个忙吧”挂在嘴上。我问达娃这种“赖账老板”多吗？他说很少，多数都挺不错的。

益民公司
   3月底的一个中午，青藏铁路著名的拉萨大桥一侧，漫天黄沙飞扬的天空下起了雪夹冰雹。一辆印有堆龙德庆字样的红色东风翻斗货车刚一上岸就发出了尖锐的气啸，它爆胎了，但并没有停，因为在它身后卡车已“牵”起了线，正烟尘滚滚地而来，目的都是驶往河滩处的一座“小山”，倒下满车的砂石，然后再度折返。
    欧珠带我参观开发区的砂石场的一路上说起“运输经”时很是来劲，什么车能装，什么车能跑，什么车最耗油，跑多久应该倒手换新车，什么季节拉什么最赚钱，拉到哪里值什么价位，甚至哪个老板付款利落，等等，无一不不是头头有道。比如像拉砂石这种大生意，各村各地的货车不得相互争抢，这叫“地方保护”，这家砂石场属于开发区，所以只会安排东嘎的货车装货，实在不够时才会调用其他地方的，这是益民公司的规定。像这样一天下来，一趟能挣24元，多的一天除去油费能挣七八百。欧珠说很少有单干的，一是单车缺少门路，不容易拉到生意，尤其是对车需求量大的生意，二是单干的成本高，相比之下，砂石厂、加油站等中间环节，更愿意为公司性质的车队垫款......
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